电  话:    

    微  信:

    邮  箱:@qq.com

    地  址:中小企业孵化园


国际绿色环保标志

  声明:百科词条人人可编辑,词条创建和修改均免费,绝不存在官方及代理商付费代编,请勿上当受骗。详情

  2月2日为国际湿地日。根据1971年在伊朗拉姆萨尔(RAMSAR)签定的《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湿地是指“长久或暂时性沼泽地、泥炭地或域地带,带有静止或流动、或为淡水、半咸水、咸水体,包括低潮时不超过6米的水域”湿地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特别是禽类的生息和迁徙有重要的作用。

  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每年的3月22日为“世界水日”,为地球水资源的日益短缺和不断加重的水污染敲响警钟。

  1960年,世界气象组织把3月23日定为“世界气象日”,以提高公众对气象问题的关注。

  1969年美国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盖洛德 纳尔逊提议,在美国各大学校园内举办环保问题的讲演会。不久,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丹尼斯 海斯将纳尔逊的提议扩展为在全美举办大规模的社区环保活动,并选定1970年4月22日为第一个“地球日”。当天,美国有2000多万人,包括国会议员、各阶层人士,参加了这次规模盛大的环保活动。在全国各地,人们高呼着保护环境的口号,在街头和校园,游行、集会、演讲和宣传。随后影响日渐扩大并超出美国国界,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最终形成为世界性的环境保护运动。4月22日也日渐成为全球性的“地球日”。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都要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环保活动。

  1987年世界卫生组织把5月31日定为“世界无烟日”,以提醒人们重视香烟对人类健康的危害。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各国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入,环境问题已成为重大社会问题,一些跨越国界的环境问题频繁出现,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逐步进入国际社会生活。

  1972年6月5~16日,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来自113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和民间人士就世界当代环境问题以及保护全球环境战略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制定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和109条建议的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提出了7个共同观点和26项共同原则,以鼓舞和指导世界各国人民保持和改善人类环境,并建议将此次大会的开幕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1972年10月,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联合国根据当年的世界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热点,有针对性地制定每年的“世界环境日”的主题。联合国系统和各国政府每年都在这一天开展各种活动,宣传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重要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时发表《环境现状的年度报告书》,召开表彰“全球500佳”国际会议。

  由于日益严重的全球荒漠化问题不断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从1995年起,每年的6月17日被定为“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

  1987年7月11日,以一个南斯拉夫婴儿的诞生为标志,世界人口突破50亿。1990年,联合国把每年的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

  1987年9月16日,46个国家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签署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开始采取保护臭氧层的具体行动。联合国设立这一纪念日旨在唤起人们保护臭氧层的意识,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以保护地球环境和人类的健康。

  意大利传教士圣· 弗朗西斯曾在100多年前倡导在10月4日“向献爱心给人类的动物们致谢”。为了纪念他,人们把10月4日定为“世界动物日”。

  全世界的粮食正随着人口的飞速增长而变得越来越供不应求。从1981年起,每年的10月6日被定为“世界粮食日”。

  《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3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为纪念这一有意义的日子,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从1995年起每年的12月29日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人类是环境的产物,人类要依赖自然环境才能生存和发展;人类又是环境的改造者,通过社会性生产活动来利用和改造环境,使其更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把环境定义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城市和乡村等”。按照环境的功能不同,可以把环境分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原因使环境条件发生不利于人类的变化,以致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给人类带来灾害,这就是环境问题。自然因素如洪水、干旱、风暴、地震、海啸……,自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对这类环境问题,人类可以采取措施减少它的消极影响和破坏力,但却难以阻止它。我们这里所讲的环境问题是指人类活动给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和环境污染这两大类。环境破坏是指由于不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或进行大型工程建设,使自然环境和资源遭到破坏而引起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如植被破坏引起的水土流失、过度放牧引起的草原退化、大面积开垦草原引起的土壤沙漠化、乱采滥捕使珍稀物种灭绝等,其后果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有的甚至不可逆转。环境污染主要是指工农业生产和城市生活把大量污染物排人环境,使环境质量下降,以致危害人体健康,损害生物资源,影响工农业生产。具体他说,环境污染是指有害的物质,主要是工业的“三废”(废气、废水、废渣)对大气、水体、土壤和生物的污染。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生物污染等由物质引起的污染和噪声污染、热污染、放射性污染或电磁辐射污染等由物理性因素引起的污染。环境问题贯穿于人类发展的整个阶段。但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的差异,环境问题的类型、影响范围和程度也不尽一致。依据环境问题产生的先后和轻重程度,环境问题的发生与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自人类出现直至工业革命为止,是早期环境问题阶段;从工业革命到1984年发现南极臭氧空洞为止,是近现代环境问题阶段;从1984年发现南极臭氧空洞,引起第二次世界环境问题高潮至今,为当代环境问题阶段。本章将根据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概述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的有关情况。

  环境问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农业革命以前。在农业革命以前,人与自然的关系曾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折。这次大转折的标志是能够利用“制造工具用的工具”,其中,最重要的工具是火。据我国科学家考证,在元谋人遗址中有大量的炭屑、烧骨等遗迹,这是人类最早使用火的证明。这说明,大约在170万年前,人类就开始利用火。由于能够利用火这一体外能源,人类结束了自然奴隶的历史,由被动适应环境转向主动改造环境,开始了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的艰难而漫长的历程。

  伴随着火的利用和工具的制造,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也就出现了。一些学者认为,在史前社会,许多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如美洲野牛绝迹可能与人们过度狩猎有关。旧石器时代晚期。猛犸象、披毛犀的消失,也可能是同样的原因所致。不过,在农业革命以前,人口一直是很少的,人类活动的范围也只占地球表面的极小部分;另一方面,从总体上讲,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力还很低,还只能依赖自然环境,以采集和猎取天然动植物为生。此时,虽然已经出现了环境问题,但是并不突出,地球生态系统还有足够的能力自行恢复平衡。所以,在农业革命以前,环境基本上是按照自然规律运动变化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附于自然环境。

  农业革命以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一是人口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爆发性增长,由距今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的532万人增加到距今2000年前后的1.33亿人。人口数量大大增加,对地球环境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也随之增大。二是人们学会了驯化野生动植物,有目的地耕种和驯养成为人们获取食物的主要手段,使人类的食物来源有了保障。随着耕种作业的发展,人类利用和改造环境的力量与作用越来越大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环境问题。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人们主要是通过大面积砍伐森林、开垦草原来扩大耕种面积,增加粮食收成,加上刀耕火种等落后生产方式,导致大量已开垦的土地生产力下降,水土流失加剧,大片肥沃的土地逐渐变成了不毛之地。为了农业灌溉的需要,水利事业得到了发展,但又往往引起土壤盐渍化和沼泽化等。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不仅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类文明的进程。历史上,由于农业文明发展不当带来生态环境恶化,从而使文明衰落的例子屡见不鲜。

  诞生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可以说是“尼罗河的赐予”。在历史上,每到夏季,来自上游地区富含无机物矿物质和有机质的淤泥随着河水的漫溢,都要给埃及留下一层薄薄的沉积层,其数量不致于堵塞灌渠、影响灌溉和泄洪,但却足以补充从田地中收获的作物所吸收的无机矿物质养分,近乎完美地满足了农田对于有机质的需要,从而使这块土地能够生产大量的粮食来养育生于其上的众多人口。历史学家认为,正是这样无比优越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埃及漫长而辉煌的文明。然而由于尼罗河上游地区的森林不断地遭到砍伐,以及过度放牧、垦荒等,使水土流失日益加剧,尼罗河中的泥沙逐年增加,埃及再也得不到那宝贵的沃土,昔日的“地中海粮仓”从此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现已成为地球上的贫困地区之一。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现伊拉克境内),是著名的巴比伦文明的发源地。公元前,这里曾经是林木葱郁、沃野千里,富饶的自然环境孕育了辉煌的巴比伦文化——“楔形文字”、《汉穆拉比法典》、60进制计时法……巴比伦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西亚著名的商业中心,巴比伦国王为贵妃修建的“空中花园”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然而,巴比伦人在创造灿烂的文化、发展农业的同时,却由于无休止地垦耕、过度放牧、肆意砍伐森林等,破坏了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使这片沃土最终沦为风沙肆虐的贫瘠之地,2000年前漫漫黄沙使巴比伦王国在地球上销声匿迹。如今,这块土地所供养的的人口还不及汉穆拉比时代的1/4,而那座辉煌的巴比伦城,直到近代,才由考古学家发掘出来,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与古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齐名的古印度文明,发祥于印度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和开化历史都和美索不达米亚相似。4000-5000年前,这里的农业就很发达,人们利用印度河四季充沛的河水与一年两季的洪水种出了丰盛的庄稼,盛产小麦、芝麻、甜瓜和棉花,是名符其实的粮仓。然而,毫无顾忌地开垦,无休止地砍伐森林,使温德亚山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水土大量流失淤塞了河道,破坏了生态结构和生态平衡,土地沙化出现了,昔日的沃野良田逐渐变成了茫茫沙漠。今天,这里已经是面积达65万平方公里的荒漠。

  地中海地区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历史上曾有过一段时期,地中海的每个地区都呈现出一种进步而又生机勃勃的文明。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但、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西班牙、意大利、西西里、南斯拉夫、希腊、克里特、土耳其都曾一度是世界上最繁荣进步的地区。如今,除了很少几个国家还算发达外,其他都沦为二十世纪世界上的落后地区,许多国家现在的人口也仅有先前人口的一半或者1/3。地中海地区各个国家的文明兴衰过程基本上非常相似:起初文明在大自然于漫长年代中造就的肥沃土地上兴起,持续进步达几个世纪,随着开垦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森林和草原植被遭到毁坏,富于生产力的表土也开始随之遭到侵蚀、剥离;接下来持续的种植和渗漏淋溶,消耗了大量作物生长所需的矿物质营养,于是生产开始下降。随着土地生产力的衰竭,它所支持的文明也开始衰落。

  玛雅文明是古老的中美文明,它在低地热带森林中(现今的危地马拉〕发展起来。公元250年,玛雅文化、建筑、人口均达到鼎盛时期,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200-500人。但是,由于生态破坏以及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至公元800年,玛雅文明开始衰落,不到100年,这块昔日繁华的土地几乎人烟绝迹。

  黄河流域是我国古老文明的发祥地,4000多年前,这里森林茂盛、水草丰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据记载,周代时,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达到53%,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但是,自秦汉开始,黄河流域的森林不断遭到大面积砍伐,使水上流失日益加剧,黄河泥沙含量不断增加。宋代时黄河泥沙含量就已达到50%,明代增加到60%,清代进一步达到70%,这就使黄河的河床日趋增高,有些河段竟高出地面很多,形成“悬河”,遇到暴雨时节,河水便冲决堤坝,泛滥成灾,黄河因此而成为名符其实的“害河”。与此同时,这一带的沙漠面积日复一日地扩大,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在农业社会,生态破坏已经到了相当的规模,并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恩格斯在考察古代文明的衰落之后,针对人类破坏环境的恶果,曾经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因此,恩格斯给予人类以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此外,在农业社会,特别是农业社会末期,还出现过污染问题。据考证,几千年前,由于我们祖先的采暖和炉灶设施十分简陋,洞穴内充满烟气,呛得令人窒息,人们逃出洞外。又因食物腐烂发出恶臭而令人生厌,于是迁往别处而不返。有人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大气污染历史的开端。但总的来看,在农业文明时代,主要的环境问题是生态破坏,污染问题仅在一些人口集中的城市比较突出,井引起人们的重视,采取了一些防治措施。例如,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奴隶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就禁止鞋匠住在城内,以免对城市生活环境造成污染;14世纪初,英国议会颁布法令,禁止伦敦制造业在国会会议期间烧煤,以保持大气的清洁。

  作为一种“能思维的”高级动物,人类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一直不停地对这种发展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最早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开端,通常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希腊文明首先是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发展起农业,并以此为基础创立起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元前八世纪中叶,希腊半岛大部分地区已经明显地呈现出人口压力的迹象(主要是指在食品供应方面的压力),此时,希腊大部分较好的土地均已开垦种植,有些坡地森林也已经被砍伐。随后的三个世纪中,人口继续增加.耕地需求量越来越大,古希腊人就将他们的耕地逐渐向原先是林地或牧场的山坡上推进,然后,为了弥补牧场缩小所造成的损失,他们在剩余的牧场上进行过量放牧,井砍去更多的森林以扩大草场,这种状况一直发展下去,直至所有的可耕地都种植了作物。于是,不幸也随之降临到古希腊人的头上,绝大多数的土地遭到冬季大雨的侵蚀,开垦的山坡地和砍伐过的林地上的表土被迅速地冲蚀流失,草地、牧场也由于超载放牧而毁坏。

  面对生态环境的恶化,一些希腊人开始觉醒,公元前590年左右,棱伦已经意识到雅典城邦的土地正变得不适宜种谷物,就极力提倡不要继续在坡地上种植农作物,提倡栽种橄榄、葡萄。几年之后,古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为了鼓励种植橄榄树,给雅典城邦的农民与地主颁发奖金。但是,为时已晚,那时雅典土壤的毁坏流失已到了无可挽回的悲惨境地。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也曾发出告诫:人类的发展要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人口应当保持适度的规模。柏拉图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揭示出,如果生态环境受到破坏,那么今大的繁华之所到明天只将留下一些“荒芜了的古神殿”。他在其所著《对话》一文中形象地描述了从希腊兴邦初期至他所生活的时代(公元前427-347年)之间雅典土地所发生的变化:“先前富饶的土地现在只剩下一付病秧秧的骨架。所有肥沃松软的表土都被冲蚀殆尽了,剩下的只有光秃裸露的骨架。许多现在的荒山都是可耕作的土地,眼前的沼泽原为遍布沃土的平原;那些山丘上曾覆盖着森林,并生产出丰富的畜产品,而如今只有仅够供蜜蜂吃的食物。再者,当时每年的雨水滋润着土地,上壤不会流失,不会像现在这样从光秃的地上冲到海里;当年的土层很厚,吸存着雨水,把水分存储在具有水稳性团粒结构的土壤里;这些吸存在土壤中的水分则在各地聚集,汇成湍急的山泉和潺潺的小溪。一些现在已经荒芜了的古神殿,就座落在那些曾经涌出喷泉的地点,它们证实了我们关于土地状况描绘的真实性”。

  正如前面所说的,环地中海地区各国文明的兴衰极其相似。过度垦植之后,土壤侵蚀严重、生态环境恶化也是紧随古希腊文明之后的古罗马文明覆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罗马人在进行掠夺式种植的过程中,也曾注意到水土保持工作。他们修建了集水坝、蓄水池来收集冬季的雨水以供夏季灌溉,还修筑了梯田和灌水工程。但是,这些水土保持工程由于种种原因或放弃不用,或缺乏维修而最终消失湮没了。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公元前60年左右,哲学家兼诗人卢克莱修就已经认识到意大利的土壤侵蚀及地力耗竭的严重性。他指出:雨水与河流正在侵蚀耕地,冲蚀土壤,使土壤流失,随着水流入海洋;地力枯竭,大地正濒临死亡,农民们为了养活自己,不得不耕种更多的土地,进行更艰苦的劳动;国力也正随之下降。与卢克莱修几乎同时代的另一位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曾探讨过在公元开始的最初10年中,罗马与之激烈作战达四个世纪之久的沃尔斯查、艾奎安、赫尼查众多的军队的口粮和给养来自何方,因为,李维生活的时代,这些地区的土地是如此贫瘠,只能勉强供养着寥寥无几的人口。李维虽然没能从自然环境的破坏中找出原因,但是,也说明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纷纷探求人类如何利用脚下的土地进行生存的问题。

  继承和发扬了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精华的西欧文明也是建立在一块保留着原始生产力的土地之上。总体来看,西欧的生态环境一直没有遭到十分严重的毁坏,威胁到西欧文明的延续。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十分有利于土壤的保持,适合于农业生产,特别是那些邻近大西洋和北海的地区具有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帮助农民恢复了地力;另一方面是由于西欧人民长期以来付出了极大努力,不畏艰难困苦,实施各种适用措施,加固他们的文明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例如,西欧的农业生产始终分布在大部分较好的土地上,大片的林地从未被砍伐:现代的轮作制大约是十四至十五世纪期间起源于西欧低地国家。

  西欧农业生产没有对生态环境造成大的破坏,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大量增加的城市却带来了污染问题,特别是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某些污染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可以说,现代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尝到了这种文明所带来的苦果,尽管区别于以前文明所产生的生态环境恶化的滋味。所以,严格他说,现代西方文明从开始阶段就不得不面对环境污染的挑战。例如,烟的公害就出现于十二、十三世纪的西欧。当时,在“煤炭文明”之花盛开的英国,烟害肆虐,已成公害。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二世(1307-1327年)时期,煤烟污染问题就已暴露出来,并有针对煤炭的“有害气味”进行的抗议;在理查德三世(1413-1422年)时期,鉴于煤炭燃烧产生的煤烟和气味,开始对煤炭的使用加以限制。1661年,约翰·伊凡林曾写了一本关于伦敦烟气的有名著作《驱逐烟气》。其中对伦敦烟气的描述如下:“地狱般阴森的煤烟,从家庭的烟囱和啤酒厂以及石灰窑等地冒出来,伦敦有如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好象是火与冶炼之神(罗神)的法庭,恰似在地狱的旁边一样。……这个光荣的古代城市,从木制到石砌,一直到用大理石建造,连遥远的印度洋都受它的支配。但是由于淹没在煤炭散发出来的浓烈的烟和硫之中,出现了恶臭和昏晴。……探访伦敦的疲惫的客,还未见伦敦街道,就首先从数里之外闻到了臭味,这正是玷污该城荣誉的有害煤烟。……在伦敦,历经许多世纪依然坚硬如磐的石和铁,因遭煤烟的腐蚀,如今已变得破烂不堪。……伦敦居民不断吸人不洁净的空气,使肺脏受到损害。在伦敦,患有粘膜炎、肺结核和感冒的人很多”。但是,这些呼吁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工业革命后,各种污染已经相当严重,人们才逐渐觉醒,采取了各种措施,防治环境污染。

  中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人类活动特别是农牧业生产活动引起的对森林、水源及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从远古时期起,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有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思想。这种思想,常常是不自觉的、甚至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例如上古时代,人们曾把山川与百神一同祭把。《诗经》中就有“怀柔百川,及河乔岳”的说法。《国语·论语》中对此作了解释:九洲名山川泽,是出产物质资源的地方,所以要祭祀。这说明,当时的人们之所以尊崇山川,已不完全是迷信。而主要是因为山川乃资源的产处。

  从周代开始,人们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已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自然界的生物资源,反对过度利用或肆意破坏它们。西周时期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今者,死无赦。”这是我国古代较早的保护水源、森林和动物的法令,而且极为严厉。四周政府把对人口居住环境的考察和保护列入了西周的朝政范围,《周札·地官》规定大司徒的职责是,除掌管天下舆图与户籍外,还要“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就是说大司徒的工作职责包括,考察动植物的生态状况,分析其同当地居民的关系,并对山林川泽和鸟兽等动物加以保护,使之正常繁衍,保持良好状态,最终使人们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

  先秦时期,人们对生物资源的保护由不自觉的、模糊的阶段逐渐地发展到自觉的、比较清楚的阶段。到春秋战国时代,对生物资源的保护已具有明确的目的,具体的规定,范围也相当广泛,并始终同经济发展相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当时,诸子百家对生物资源保护的认识也不一样,产生了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从而又促进了资源保护思想的深化和提高。其中以春秋时齐国人管仲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管仲在齐国为相,他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山林川泽的管理及生物资源的保护,形成了一整套保护思想。他认为,山林川泽是“天财之所出”,是自然财富的产地。政府应当把山林川泽管起来。“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就是说,不能很好地保护山林川泽的人,不配当国家的领导人。管仲在总结前代帝王处置山林川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并实行了保护生物资源的政策。他主张采用法律手段保护生物资源,建立管理山林川泽的机构。他认为,保护生物资源,并不是把山林川泽封禁起来,不让人们利用,而是按照规定的季节开放,有计划地利用。他说:“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体现了保护和合理利用生物资源,使之正常增殖的思想认识。他把对生物资源的保护同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结合起来,成为富国强兵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采取的许多措施都是保障农业生产发展的。此外,管仲还十分注意环境卫生,甚至具体到水井的清洁。《中匡篇》说:“公与管仲父而将饮之,掘新井而柴焉。”这也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知道用柴木盖井,保护饮用水源的清洁卫生。

  先秦关于保护生物资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到了秦汉时期,保护生物资源的行动已由自发阶段进入了相当自觉的阶段,在理论上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对先秦环境保护政策进行了系统总结,其中关于保护生物资源的一系列具体规定,体现了合理利用和保护生物资源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的特点,是古代生物资源保护政策的最完善的论述。

  唐代和宋代对环境管理和生物资源的保护仍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唐代不仅把山林川泽、苑圃、打猎作为政府管理的范围,还把城市绿化、郊祠神坛、五岳名山纳入政府管理的职责范畴,同时还把京兆、河南二都四郊三百里划为禁伐区或禁猎区,这就从管理范围上超过了先秦时期。宋代,特别是北宋,也相当重视生物资源的保护,并注重立法保护,甚至以皇帝下诏令的方式,一再重申保护禁令;同时,还命令州县官吏以至乡长里长之类的基层官吏侦察捕拿违犯禁令的人,可见其认真程度及执法之严。从宋代起,人们对围湖造田导致蓄泄两误、滥砍乱伐导致水土流失的问题已经有所觉察,表明当时的有识之士对新出现的环境问题相当敏感。

  明代对山林川泽的保护一直到仁宗(公元1425-1426年)时、都承袭前代的有关规定进行管制,而且范围相当广泛。到仁宗时,为了缓和“工役繁兴,征取稍急”的困难局面,减轻人民负担,就开始放弃或部分放弃了管制措施。“山场、园林、湖池、坑冶、果树、蜂蜜官设守禁者,悉予民”。由于驰禁湖泊,使许多湖泊被盗为田,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一些人为的自然灾害。据《明史·河渠志》记载,明英宗时巡抚周忱曾指出围湖造田的恶果:“故山溪水涨,有所宣泄,近者富豪筑圩田,遏湖水,每遏泛滥,害即及民”。明代驰禁山林河泊,虽有某种不得己的原因。但确是保护方面地倒退,对环境地损害很大。

  清代人口猛增,又开放了东北、西北及江南许多草原或山地,垦为农田,造成草原退化、沙漠扩展及林木破坏与水上流失,环境遭到进一步破坏。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并提出了切中时弊的警告。清代散文家梅曾亮记述并分析了安徽宣城水土流失的状况及原因,指出开垦山地造成了水土流失并殃及平地农田。但是,所有这些警告并未引起清王朝的重视,不合理的垦殖仍在继续进行,对中国的环境带了巨大的灾难。

  在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的同时,我国古代早就对生活环境进行管理,以防止人口集中造成的局部环境污染。殷商时期就有禁止在街道上倾倒生活垃圾的规定,而且视其为犯罪。《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可见,当时人们已经严禁乱抛废物损害环境。战国时,商鞅在秦国实行法治,也规定了“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的法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建立过管理山林川泽政令的机构,如虞、虞衡、虞衡清吏司等,还配备一定级别的官员,如虞部下大夫、虞部郎中、虞部员外郎、虞部承务郎等。这些机构和官员的职责还常常包括打猎、伐木、打渔、管理苑囿、负责某些物资的供应等。据《史记》和《尚书》记载,我国最早的虞官产生于帝舜时期。当时,洪水和猛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是主要的环境问题。舜通过部落联盟议事会,任命伯益为虞官,除协助大禹治水外,主要任务是管理草木鸟兽,特别是要驱逐伤害人类的猛兽。对此《尚书·尧典》作了如下描写:“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大概意思是说,在一次会议上,舜要选拔管理山林川泽、草木鸟兽的官员,大家就推举益来担任,舜就答应了。伯益连忙叩头拜谢,并要把这一官职谦让给朱、虎、熊、罴几位。舜就说:“好啦,就让他们和你一起干吧!”伯益在这一职位上作出了后人尊崇的功绩,故被后人尊称为“百虫将军”。

  氮氧化物年均值浓度在4~140微克/米3范围之间,全国年均值为45微克/米。北方城市年均值为49微克/米3;南方城市年均值为41微克/米3。34个城市超过国家二级标准(50微克/米3),占统计城市的36.2%。其中,广州、北京、上海三市氮氧化物污染严重,年均值浓度超过100微克/米3;济南、武汉、乌鲁木齐、郑州等城市污染也较重。

  总悬浮颗粒物年均值浓度在32~741微克/米3范围之间,全国年均值为291微克/米3。超过国家二级标准(200微克/米3)的有67个城市,占城市总数的72%。北方城市年均值为381微克/米3;南方城市年均值为200微克/米3。从区域分布看,北京、天津、甘肃、新疆、陕西、山西的大部分地区及河南、吉林、青海、宁夏、内蒙古、山东、河北、辽宁的部分地区总悬浮颗粒物污染严重。

  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表明,我国一些主要城市大气污染物浓度远远超过国际标准,在世界主要城市中名列前茅,位于世界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之列